蒋介石严令杨虎城派兵追剿鄂豫陕根据地的红25军，杨虎城派出了张汉民的警备三旅执行军令，杨虎城完全清楚张汉民的真实身份，也相信张汉民自会把握分寸。

　　“张汉民奉命开始率部围堵红二十五军。为应付上峰之命，避免正面接触，张汉民只是率部‘尾随’。”始终与红25军保持一天左右的路程。

　　张汉民曾派岳子涛、马致远等人两次前往红25军进行联络，并约定了与红25军的联络暗号为“瞄不准不打”。

　　时任红25军政治部主任的郑位三后来回忆说：“张汉民的警备旅和我们接近时，听说张是员，但我们对他不太相信，有怀疑，这是出于警惕，是对的。因此我们就给他出难题，如向他要机枪零件、情报、作战地图，并要求他们的部队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

　　阎揆要回忆他在得到张汉民的来信通知后，“就抽了一份地图给岳（子涛）。后来张汉民又告诉我，红二十五军要跟中央联系，因没有电台，不能联系，药品也很困难，他们提出要电台，要药品。张汉民并说，药品已派人去西安购买，电台也派王超北去上海购买。”

　　而就在王超北于上海购买电台之时，焦世平也赶到上海，告诉他发生了红25军伏击张汉民旅的“九间房事件”。

　　张汉民、阎揆要虽然发现了要被红25军伏击的诸多疑点，却仍然相信双方有约在先、自家人也不会打自家人，继而在部队埋锅造饭之时，遭到红25军的猛烈冲杀，“张汉民却下令部队不准开枪”，最终，“张汉民和1000余官兵当了俘虏”，阎揆要、雷展如等率部分官兵逃脱。

　　“张汉民被俘后，为了消除‘误会’，证明其员身份，以便取得红二十五军的信任，从俘虏中叫出来20多名员，其中包括九团党的负责人张明远和团附魏书林等。

　　遗憾的是，红二十五军并没有相信他们是真正的员。”并把张汉民他们当作“反动分子”、“法西斯分子”绑缚起来、戴上“狗头帽”、并让他们每人身背几十斤的食粮，一路押解随军行动，并每日在扎营地接受审讯。

　　汪锋在红25军军部见到了副军长徐海东和参谋长戴季英，出示介绍信亮明了自己的身份并说明自己此行肩负的任务之一“就是联系张汉民。”

　　但汪锋也同样不被信任，被宣布为“反革命”后也遭到绑缚，随之被送到特务连与张汉民等人一起看管起来，享受了与张汉民等人一样的“待遇”。

　　张汉民为了证明自己的党员身份，在审讯时又列举了可以作证明人的名单，其中就有刘志丹、高岗等人，这让红25军的政委吴焕先认为“陕西党的阶级路线模糊，他们上层负责人与法西斯的分子有经常的联系。”

　　时任红25军军长的程子华后来也回忆说：“张（汉民）供词内谈有不少学生在（红）二十六军，这使我、徐（海东）、郭（述申）、戴（季英）对（红）二十六军内部混入反动派动摇分子，已有成见。”

　　张汉民等20多个员在日复一日的行军途中先后被“处决”“误杀”，而且红25军领导集体“认为陕西党不可靠，有许多、取消派，也就是反革命，（我们红25军）是抱着不信任的态度进陕北的。”

　　陕北苏区此时有红26军和红27军两支红军队伍，也正陷入内部矛盾和争斗之中。

　　延安以北称陕北，这里有谢子长、阎红彦、郭洪涛等人领导的红27军及陕北苏区，直接受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的领导；

　　延安以西称陕甘，这里有刘志丹、高岗、等人领导的红26军及陕甘边苏区，直接受上海（临时）中央局的领导。

　　郭洪涛等人欲调动红26军到陕北共同行动，红26军未作及时响应，由此两支队伍的矛盾继续恶化，郭洪涛就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后又在陕北特委的刊物上“诬蔑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为‘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浓厚的土匪色彩、梢山路线’等等”。“不仅如此，又向北方局写去同样的报告。”

　　孔原接到郭洪涛的报告后，从天津南赴上海，“与上海临时中央局商定恢复北方局，而后朱理治被派往西北工委去领导西北工作，不久之后，（上海）临时中央局派聂洪钧、刘祚夫（后未到）来陕北，与朱理治三人成立上海临时中央局和北方局驻西北代表团。”简称“中央代表团”。

　　朱理治前往陕北前，孔原告诉朱理治：“据郭洪涛报告，陕甘边和红26军右倾严重，你到陕北后要首先开展反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以此暴露、孤立，然后再他们；郭洪涛是可以信赖的。朱理治带着对刘志丹、高岗等人的成见到了陕北。”

　　“聂洪钧从上海去陕北之前，上海临时中央局的贺昌炽与他谈话，谈的内容也是孔原的意见。”

　　朱理治从天津到陕北后，“接着聂洪钧也来了。这两位都是带着严重的‘敌情’而来。来了之后，都对郭洪涛抱绝对信任的态度，对郭言听计从，而对于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特委却采取怀疑一切的态度，既不接触，也不调查，很快就钻进郭洪涛的迷魂阵里。

　　但是，这时要肃反还很困难，因为枪杆子还在刘志丹手里，而且正值刘志丹连续指挥作战不断取得胜利的时候。

　　郭洪涛当然不敢轻举妄动，就是刚来的自称为‘北代’的朱、聂二人，虽然接受了郭洪涛的挑唆，心怀鬼胎，但也下不了决心，不敢动手。”

　　如瘟疫般的“主要矛头是对着红二十六军、陕甘边特委和关中特委”的“错误肃反”在硕果仅存的陕北苏区大规模蔓延开来，要到1935年8月红25军抵达陕北后才真正开始，因为“红二十五军的说，他们这次赶来陕北，帮助这里肃反是主要任务之一。”

　　“很显然，红二十五军的到来，对这场起到煽风点火、推波助澜的作用。”

　　“巴山密约”因武志平的身份暴露和蒋介石的施压而受到挫折，又随着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而彻底夭折。

　　这天，“中央政治局与中革军委致电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陈昌浩等人，对两大红军协同作战的战略方针做出指示：

　　‘为选择优良条件，争取更大发展前途计，决定我野战军（指中央红军）转入川西，拟从泸州上游渡江。若无障碍，约二月中旬即可渡江北上。预计沿途将有许多激烈的战斗。

　　这一战略方针的实现，与你们的行动有密切关系，故你们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

　　红四方面军此时也正拟跳出川陕根据地进行外线作战，因为“根据地的物力、财力很困难，张国焘这时对老根据地已失去信心……”

　　接获中央的电令后，红四方面军决定由31军秘密造船作渡江准备，集中红4军六个团、红30军四个团、红9军两个团共十二个团的兵力出击陕南，

　　2月3日，是农历大年除夕夜，红四方面军发起进攻，连克宁强、勉县两座县城和阳平关，“俘敌四千余人，并大量吸收青壮年参加红军”，继而红军一部又兵临汉中城下。

　　因土城之战失利，中央红军放弃北渡长江的计划而改为一渡赤水，2月16日，中央再次电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中央红军暂时放弃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转而向川黔边地区活动。

　　红四方面军接到电报后，认为陕南战役已经调动了军部队，且渡江的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展开，红四方面军后方机关也已集中，西渡嘉陵江行动已经基本准备就绪，因此决定：继续贯彻原定向川陕甘边发展的方针，维持西渡嘉陵江计划不变。

　　2月17日，武志平被孙蔚如派人找到，“让我出城去见红军高级指挥员，说明双方原订有互不侵犯之协议，应避免兵戎相见。”

　　武志平出城后先见到红九军政委陈海松，后又陆续见到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王树声、政治部主任周纯全、总政委陈昌浩、参谋长李特等人，“向他们汇报了敌情”，

　　“陈昌浩感谢他提供的情报，并向他解释，红军攻打汉中的意图是吸引胡宗南注意力，以便乘机西渡嘉陵江，向甘肃进军。现在目的达到了，红军马上就离开川陕，劝他尽快回陕军去。”

　　武志平说：“红军这一走，密使无用了，你们这一仗惹怒了陕军将领，他们不会再容我安身了；蒋介石仍在通缉我，实在无路可走了。请你们收留我吧！”

　　武志平继续说道：“我对甘肃地形很熟，对马家军很了解，跟马仲英师长关系很好，只要红军收留我，一旦西行（甘肃），我会说服回军，为红军借道，要是不放心，你把我眼（睛）蒙上，叫向东不向西！”

　　武志平在红军队伍中“住了20多天”，“将所了解的情况写成书面报告”，其中就包括了三万多字的《塞上征鸿记》。

　　3月28日，西渡嘉陵江的战斗打响，红四方面军觉得已无秘密可言，又不肯收留武志平，遂让武志平于“3月29日回汉中”。

　　成了“弃卒”的武志平与徐梦周商量后，“忍痛离开了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交通线。”

　　西安事变后武志平回到陕军，后来去了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马列主义学院受训。在此期间，“他碰到了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

　　张琴秋含着泪，谈起红四方面军兵困祁连、妇女团全军覆没、西路军西征彻底失败等一系列惨景，武志平再也坐不住了，他找到张国焘，质问道：

　　当年我写给你的《塞上征鸿记》你看过没有？三万多字呐，专为你们写的！那上头的河西走廊情况，你们研究过没有？

　　我就担心你们去瞎闯，结果还是闯上了，这么多将士的生命呀，咋能当儿戏呢……

　　此时的张国焘早已威风扫地，平静地对待武志平的责问，“还特意为武志平摆了一桌酒席，请陈昌浩、徐以新、张琴秋等人来作陪。”

　　石健民，原名石生瑞，河南新县箭厂河乡石岗村人。1926年21岁的石健民参加革命，先后担任黄安县委、鄂豫皖省委、鄂豫皖中央分局、红25军、新四军交通员，是一个“革命的无名英雄”。

　　石健民曾护送成仿吾从鄂豫皖苏区到上海中央局汇报工作，也曾护送程子华从上海到鄂东北苏区，传达中央关于红25军战略转移的指示……

　　“只要我姓石的活着，就一定能准时的完成任务。”这是石健民曾向吴焕先许过的诺言，

　　“一个任务来了，只要交给石健民，天大的困难他也能千方百计去完成。” 这是原红25军老战士、解放后曾担任内务部副部长的程坦对石健民的评价。

　　红四方面军发动陕南战役时，红25军“于二月十四日西征，企图与红四军团发生直接关系，接受川陕苏区统一的指挥。

　　西征时， 沿途打下宁陕、佛坪两县城，三天后向汉中方面进逼，中途遇敌四十九师（伍诚仁）向汉中增防，又探知红四军团远退甘省之碧口、阳平关”

　　1935年7月，红25军押着汪锋，“在陕西终南山一带同敌军周旋，威逼西安城。”

　　陕军则因红军“失信违约”攻打汉中、枪杀“俘虏”张汉民等原因，开始对红25军痛下狠手。

　　吴焕先等军领导焦急异常，从上海出发的石健民，再次追随红25军的转战路线军的驻地。

　　军政治部的程坦和领着石健民来到吴焕先的面前，吴焕先惊喜地扑上前去，亲切地摇晃着石的肩膀又紧紧的拥抱了石健民。

　　石健民坐下后脱掉鞋子，笑着对吴焕先说：“我带来的两件东西（）就缝在鞋子里面。”

　　石健民带来的情报，无异于雪中送炭，令吴焕先等人喜出望外。根据他带来的和中央红军的消息，当晚，在长安县沣峪口，红25军政委、鄂豫陕代理省委书记吴焕先连夜主持召开省委会议，决定红25军主力西征北上，配合红军主力行动。

　　对于这段历史，原中央、副主席曾经这样详细地回忆：

　　“红25军因为没有电台，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与中央失去了联系，此时，红25军是向川西方向转移，还是继续坚持孤军北上？又一次面临着重大抉择。

　　恰在这关键时刻，原鄂豫皖省委交通员石健民从上海经西安到达红25军驻地，送来了党中央的文件，并确切证明了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和准备北上的消息。

　　当晚，鄂豫陕省委在长安县沣峪口召开紧急会议。省委全面分析形势，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师的胜利并将要继续北上创建中国西北部苏区根据地，这是目前中国革命发展的新的形势和特点。

　　红二十五军当前最紧迫的战斗任务是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新的革命根据地。因此，省委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

　　两天以后，吴焕先在一座古庙里，借着一束微弱灯光，向党中央写了一份长达8000余字的书面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我们也可清晰地看到伏击张汉民旅的过程和“误杀”张汉民及陕北肃反的原因：

　　此时三个支队的敌旅，主力张汉民部为主脑，因他狡猾异常，红军采取急退远走的办法，诱该敌急进至蓝田之九间房，红军由葛牌镇回头四十里埋伏着，将敌全部打垮，消灭了四个营，活捉张汉民及叛徒参谋长魏书林，连级以上官佐在逃者数人，战场上死伤狼籍，俘虏一千百〔多〕名。这个战役已经完全粉碎敌人三个支队进攻的计划。”

　　“张汉民以叛徒来冒充党的关系名义同我们订立互不侵犯的协定，企图保存他的实力，侦探我之不备而袭击之。

　　我方提出三个条件伊均承认，并献，允许为我购办无线电台以献媚我方，我们始终以无产阶级的警惕性防御他的阴谋。”“两次与我们发生关系的人，都是张汉民的部下”。

　　这份报告经石健民之手，顺利送达目的地，现完整无缺地收藏在中央档案馆内。这些党内文件是怎样送到中央的，至今成谜。

　　中央红军于9月17日翻越岷山抵达甘南哈达铺休整时，从旧报纸上看到军进攻陕北红军的消息，得知徐海东部已经与陕北红军会师，当即提出与陕北红军会合的意见，并于26日在榜罗镇关帝庙召开会议决定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落脚点放在陕北。